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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朔: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

发布时间:2017-2-7 09:10作者:admin 阅读:576 评论: 0

内容简介:河南农村“双合”教训   春节回河南老家过年,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人们说起前几年河南农村搞“双合”试验和产业集聚区建设的一些教训。   所谓“双合”,就是对行政村合村、合地,将农村土地经营权统一进行流转,搞 ...

    河南农村“双合”教训

  春节回河南老家过年,在不同场合多次听人们说起前几年河南农村搞“双合”试验和产业集聚区建设的一些教训。

  所谓“双合”,就是对行政村合村、合地,将农村土地经营权统一进行流转,搞工业园区或现代农业园区。农民把土地流转后,每年可以得到几百公斤小麦的承包费,然后到产业集聚区打工实现再就业;“双合”后集中建设大型新农村社区,让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居住,成为新市民。 

  我搜索当时的报道,可以说是一片赞歌,对未来前景也一致看好。201293日省委机关报报道了“双合”试验的典型——滑县新型农村社区“锦和新城”,说“一年多前,这里还是一片破旧的村落”,现在“感受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气息”;通过“双合”试验,“使全县工业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”,“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正在建设之中。……园区核心区建设已经启动,预计两年内可以建成”;“(锦和新城)共整合33个村,一期整合18个行政村,二期规划整合15个行政村,已经开工建设,预计20137月可建成投用”。 

  几年过去,目前的真实情况如何?

  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去年10月发表文章,说记者在“锦和新城”二期看到,4610多层高的住宅楼拔地而起,排列整齐,走进小区,却发现空空荡荡、杂草丛生,还有附近村民在空地上晒玉米、放羊。 

    类似这样的新型农村社区在河南并非少数。有的楼盖了一半就扔在那里,无人居住,荒草丛生,很多电表、变电器、电缆被盗,门锁生锈,便池、水管也损坏不少;有的主体竖起来了却没有后续施工,大量垫资的施工队拿不到工程款,又拖欠打工者的工资;有的老百姓(44.450, 0.43, 0.98%)抱怨“地不让种了让盖楼,楼盖好了却没人住,地也荒了”,有的说“村里好多要娶媳妇的也不让盖新房”,有的“原本家里存款10多万元,准备做小生意。买了楼房,还要买家具、装修,都得花钱,反而欠了一屁股账”,有的说“开发商和村干部联合起来想方设法让农民买楼”,甚至偶尔在村里放话,“原来的村庄要停水、断电、关路灯”,也有的“县领导在村里召开的大会上讲,每人赠送30平方米,其余面积每平方米700元。现在又改口说,领导提拔了,承诺不算了”…… 

  据有关部门统计,2013年以来河南省有1366个新型农村社区停建,直接损失600多亿元。不少地方贪大图快,占用大量耕地,浪费巨额资金,百姓不堪重负。所以开始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“降温”、“减速”、“瘦身”,郑州市提出“有规划尚未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原则上不再建”。

  “双合”从方向上是值得探索的,但那么快就一刀切地铺开,想当然地以为“搞了聚集区,项目自然来,农民就地转化成工人”,根本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。但因为是“领导工程”,下面只能说好,只能坚决执行。 

  有的基层领导告诉我,贪大图快出政绩,这种发展观在地方上还是很普遍。谁的GDP增速上不去,排名就靠后,领导就有很大压力,只能硬上项目,甚至为了给上面报喜,把以前的招商引资项目重复包装。而实际上,一个招商引资项目要真正落地、产生效益,往往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。

  今年我的家乡开封第一次春节禁放烟花爆竹,有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年三十还绷着弦督察,晚上泡方便面充饥。但风平浪静,全城没有鞭炮声。移风易俗,看起来很难,但老百姓有意识有觉悟的时候,政府推动一下就水到渠成。相反,一些和拆迁有关的信访问题,往往是政府一定要“倒计时”完成,就强拆或“放水”(放宽标准),引发不公平。等出了进京信访的问题,地方又要想办法去公关“销号”。 

  在中国经济中,政府更好发挥作用,一定要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。《道德经》说,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,道是客观规律,你要扭曲,一时是可以的,但客观规律“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,它总要显效。而那些“功成事遂”的成就,往往都是因为符合人的本性,“百姓皆谓我自然”,而不是被强迫。 

  辽宁财政数字注水背后

  有隐藏问题的地方,就有虚报成绩的地方。春节前,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,辽宁省所辖市、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,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辽宁省所辖市县涉及的虚增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%,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,虚增比例高达23%

    新华网(80.690, 2.76, 3.54%)20149月就发表过调查,根据审计署对东北某镇的审计,2013年全镇实际财政收入156万元,却虚报为2690万元,虚增16.24倍。虚增方式一是企业税收先缴后返,二是通过空转、反复入库。该镇以国有资产投资收益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名义把上级政府拨付给当地的资金反复入库,形成财政收入空增长,以完成财政收入任务。该镇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,工业和规模养殖业受限,税源流失多,根本谈不上增长,通过虚增才能摆脱垫底的排名。 

  沈阳周边的一个县,2013年统计财政收入24亿元,审计署审计后修正为不到11亿元。

  我和一位基层干部聊天,我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广东实行“财政大包干”时,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市每年底都互通信息,少报财政收入,藏富于地方。现在是分税制,比如增值税中央要分享50%,地方报的越多,不是上缴越多吗?哪有官员会这么“傻”?他说确实如此,报的越多,按比例上缴国家和省里的就越多,上面给的转移支付也会减少,老百姓没有好处。但为什么还要报呢?一是“数字出官”的政绩需要,为官是一任理事,不是常任理事,“擦屁股”的事可以留给后人;二是你不出数字别人也会出,那连你现在的位置可能也保不了。既然大家都出数字,只是多出少出的问题,就没有什么歉疚感了。最后还有一点,就是虚报数字已成习惯,很难矫正。有的虚报本地受害,但东边损失西边补,有的虚报地方可以获利,比如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数等等。 

  辽宁和东北经济今天的困境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光折腾“数字政绩”、“宣传政绩”而不把精力用于营造好的市场环境的结果。2015年“新华视点”曾梳理过东北一些城市因为长官意志多变、隔三差五就绘制蓝图的情形。大庆市从2006年起先后提出过23个重点发展的接续产业,有的城市规划成百上千亿规模的产业像“走马灯”一样说换就换,工作思路上的“12345”更是不断翻新,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“翻烧饼”,“狗熊掰苞米”,一事难成。

    “数字注水”并不是辽宁的专利。辽宁因为王珉出了问题,很多问题的盖子都揭开了,不遮不掩,暴露更充分了。但是假外资、假出口、假税收、假增长、弄虚作假骗取补贴,只有辽宁才有吗?很多产业的补贴政策刚出来,“骗补”产业链就形成了。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,并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真实质量。 

  银行不良率操控之辨

  还有一些相对专业的领域,也有很大的数字操控空间。比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。

  没有谁否认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,也没有哪个银行家否认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黄金周期已结束。从常理上说,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上升会是自然的结果。这一趋势在2014年形成。 

  银监会官网还没有公布2016年底商业银行的不良率,但业内不少人估计这个数字会十分靠近1.80%,这样,2016年商业银行的四个季度的总体不良率会控制在1.75-1.80%之间,比一年前普遍预期的要好的多。(注:截至20169月末,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.76%,较2015年初上升37个基点,拨备覆盖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,至175%。)

  那么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趋势和风险真的得到遏制了吗?我请教了银行业的资深人士,答案是:这可能是一种幻象。 

  不良贷款率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。银行评估贷款质量时,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、关注、次级、可疑和损失五类,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。 

  有哪些空间可以操纵不良率呢?

  首先,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展期、借新还旧、重新结构化等手段把不良贷款变为正常或者关注贷款;也有可能不报、迟报某些不良贷款;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可能出于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保护,对银行进行干预,导致不良贷款认定的不一致;在经济上行期采用严格的认定标准,在经济下行期采用宽松的认定标准,也会导致不良贷款认定的不一致。 

    其次,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和方式对不良率的影响很大。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通常有直接清收、核销以及出售(包括证券化形式的债权转让),这些处置措施都会直接影响不良率的大小,可是并不能化解实际风险。比如核销实际上会降低清收的可能性,从而增加银行损失;几个银行互相之间买卖转让不良贷款,会使他们的不良率都降低,而实际上不会降低银行系统的风险;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,看似降低了银行系统风险,但是风险并没跑出金融系统。 实际上,商业银行还可以牺牲利润以美化不良率。看一下最近几年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就一目了然,在不良率上升的过程中,资产利润率下滑。有趣的是,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每年第四季度都有明显下降,说明商业银行为了在年底得到好看的不良率,进行了更加“积极”的不良资产处置。这带来盈利能力的下降,而盈利下降又影响银行的资本补充,对持续长期发展起负作用,其实是更大的风险。 

 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:单单看不良率这个指标,可能会误读银行体系的风险状况。所以不能简单以不良率的大小来衡量风险的大小,也不能简单地用不良率来衡量不同银行的健康状况,因为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客户群体、不同的产品、不同的风险偏好,不良率并不能代表风险承受的大小。 

  银行不良率这个例子,和河南的“双合”实验以及辽宁的“数字注水”,从性质上是不一样的。我想说明的是,上面的很多指标要求,在下面的管理操纵后,其含义可能发生扭曲,需要慎重解读。

    从宏观比较看,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世界前列,内生动力和内部市场依然强大。但全世界像我们这样付出的“努力”和“代价”也是罕见的:201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70万亿元,而固定资产投资(不含农户)接近60万亿;2015年底中国一般企业的杠杆率为170.8%,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;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.65万亿元,包括信托贷款在内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.8万亿元,2016年底代表广义流动性的M2余额155.01万亿元,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55.99万亿元,所有这些“水量”指标都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。(注:一般企业杠杆率数字,来源为中国工商银行(4.560, 0.00, 0.00%)董事长易会满《重构银行资产负债表》一文,其余均为官方公布数据) 

  所有这些数据表明,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负债依赖型的投资驱动,庞大的投资可以保持当期增长,但无法改变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下的现实。而且由于很多错误投资的存在,相当于分母加大了,而分子不变,这就进一步拉低了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。

  中国要迅速转型为创新驱动、提质增效、高效集约型的经济,这不现实,但是,全社会从上到下应该有坚定的共识,就是别再为了面子违反规律了。我们该和“面子上的中国经济”说再见了,增长不等于发展,好的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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